股市向左,汇市向右,政策的错位和混乱正在加剧中国财富外流、信心垮塌。降息、降准虽然可以填补由于资本外流导致的流动性空洞,但由于中国金融体系没有能力将这些流动性迅速而准确地配置到有潜力的企业,因而这无法抵补随着财富外流而发生的工商业精英及他们所引领的工商业繁荣的流逝。就犹如给一个失去大脑功能的人输血,终将无法唤回生命的鲜活和灿烂。

是时候亮出一套清晰的经济哲学了,这必将有助于尽快结束眼前股市和汇市的混乱,也将有助于中国避免一场金融危机。退一万步讲,即使灾难最终无法避免,这至少有助于避免中国在新自由主义潮水退却后鸡飞蛋打、民族财富被洗劫一空的惨剧。

向左还是向右?近两、三年里人们不断从各种矛盾的信号中揣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目前的信号仍然混乱,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吴敬琏疾呼:改革就是要打破“党国大公司”;而官方《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认识把握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飞跃》称:“党的领导贯彻于治国理政各方面,那种企图借‘改革’把党的领导地位改掉、借‘法治’削弱党的领导地位的想法和说法,都是痴心妄想、痴人说梦”。不久前,新华网记者撰写《习近平“两只鸟论”四个关键词解读》,把习在浙江任职期间说过的“腾笼换鸟,凤凰涅磐”解读为:改革、创新、舍得、统筹。但是,文章刚刚开始传播发酵,原稿却被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等主要网站悄然删除。

理论上的争议和暧昧被准确地折射进了现实,中国政府急切地希望利用股市化解此前多年集聚的金融风险,助推经济发展,但却拒绝尊重市场规律。先是人为托市,其后又粗暴救市。粗暴的救市措施所释放的中国左转信号引发恐慌,资金加速撤离,涌入汇市;央行在8月11号出台政策改变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机制,汇率市场化再前进一小步。这本是表明中国将继续市场化的信号,应能安抚恐慌情绪,但这与股市左转信号相搏, 而且由于缺乏配套政策,反而增大了贬值预期, 其后不得不用抛售外汇储备的方法力托人民币汇率。

这一切看来混乱而少有章法,外部评论者因此开始怀疑中国技术官僚的能力。在我看来,这并非技术官僚的能力所致,这表明中国高层尚未形成一套被一致认可的、清晰的经济哲学,这必然给政策制定层面带来犹疑、拖延和矛盾,也必然日益加重市场的恐慌情绪,中国正在为此付出越来越大的经济代价。

什么样的经济哲学是恰当的?中国应抛弃1978年邓小平开始实施的新自由主义吗?

我们先来看看新自由主义的前世今生。其“前世”——自由主义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欧洲。当时君主国家和教会不承认人享有自由,普通人从事贸易的权利要由国家和教会赋予并可随时收回。商人渴望自由贸易、平等竞争和私人财产权,自由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但是,面对强大的封建专制国家统治, 自由主义不得不将其目标拆解为:放松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政教分离;减少道德对家庭和个人的束缚等子目标。第一个子目标与后来专注于解决国家和市场之间关系的新自由主义一脉相承。 自由主义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战胜代表国王和贵族利益的国家及教会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建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经济哲学, 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革命性的发展。

但是,1920年代,人们发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完美,自由市场的残酷竞争给社会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孕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大缺陷:一方面,市场强制性竞争迫使资本家不得不过度积累资本;另一方面,与过度积累并生的剥削却使得作为大众产品消费者的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相对不足,这就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这个矛盾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19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大萧条。

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人类向三个不同的方向探索,试图发现更为合理的国家政治、经济组织制度:第一,德国和意大利则选择了法西斯主义;第二,在苏联和东欧多国及后来在中国,实行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第三,在欧洲的大部分和美国,人们仍然相信资本主义是迄今最有效率的社会制度,但希望借助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即国家对市场的适当干预以熨平经济周期,达致社会相对公平。

前两者是用新的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尝试,而第三种,则是希望通过民主国家压制资本主义,政府干预市场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达致相对公平,解决需求不足问题。

二战后,人们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是人类的灾难,第一种尝试戛然而止,只留下了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加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和苏、东欧、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两面大旗。

1970年代,后两种尝试也同时遭遇了困难:中国用公有制取代私人财产权,用国家计划代替自由市场,导致生产效率大幅降低,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美、英实行不同程度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在英国,代表工人阶级执政的“工党”把充分就业作为政策目标,用赤字财政、向富人苛以重税,并先后把矿山、银行、铁路、邮政等重要经济部门国有化等政策挤压资本主义的私人财产权,建立国家福利制度。到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弊端暴露无遗,英、美同时出现高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生产效率下降的经济滞涨局面。世界急需新的经济哲学指导经济政策。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个节点上交汇,并同时举起了新自由主义的大旗。

新自由主义由哈耶克在1940年代创立,直到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破产才走有机会走上舞台,成为英国撒切尔夫人、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哲学。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要解决的问题一样:资本主义过度积累导致的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但选择的路径却截然相反。新自由主义者相信,国家或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终将破坏市场公平和生产效率,终将使人类失去自由和尊严。新自由主义者重新举起自由市场的大旗,主张弱化国家和政府的经济角色,依靠金融资本主导的市场化、全球化、金融化来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比如用金融创新、金融工具,一手为消费能力暂时不足的消费者提供信用,使他们得以提前消费;另一手为工商业资本提供分散风险及全球化配置资源的金融服务,以此替代凯恩斯主义政府的有形之手,解开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死扣。

概括而言,新自由主义主张:用私有经济充当经济增长的引擎;低通胀;精简国家官僚机构,减少国家干预;减少财政赤字,保持预算平衡;取消或降低进出口关税;取消对外国投资的限制等等,其目标是扩张资本可以抵达的边界。

新自由主义成果显赫。在西方社会,通过私有化和去规则化恢复和加强了被凯恩斯主义压制的商业精英的力量和他们的私有产权;通过全球化,既加强了资本竞争,也加强了工人之间的竞争, 这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原来的共产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创造了自由市场,解开了困住人们手脚的枷锁,培育了工商业精英和中产阶级的力量, 完成了当年自由主义在欧洲的使命,扩充了资本主义的边界。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哲学统治的几十年,伴随着重大技术革命,全球GDP增长率可以与过去两个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时期媲美。因此,虽然过度金融化肇祸本次世界金融危机,但世界主流国家对这一理论的信心仍未被动摇,仍然坚定地走在这条道路上,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贡献在中国被大打折扣。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中国政府采取持续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策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策略有一箭双雕之功:一方面,将资产阶级的力量挡在了国门之外,使得中国本土的工商业精英发育不足,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于中国经济的体量而言极其微弱,从而降低了这一阶级对集权力量可能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精心设计的金融系统将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和基层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输送进了专制主义的血管,更进一步加强了集权制度的力量(详细分析参阅《中国模式中的金融输送》)。也正因此,笔者认为,当下中国继续支撑新自由主义的力量仍然脆弱,中国改革停滞,甚至倒退的所谓“B计划”很可能不是传说。

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如果要融入世界,继续改革、走新自由主义之路,那么央行8月11日改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让汇率更大程度地由市场决定的政策,当是十分正确的选择。但这决不能是孤立的政策,与之配套的是,高层应尽速清晰地公开自己的经济哲学,这对稳定预期、打消工商业精英的疑虑,树立社会多数人共同面对眼前的困难的决心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尊重市场规律,决不能粗暴干预股市,而且要尽快推出重大而充满诚意的改革措施:首先是依法治国,保护私人财产权;其次,政府边界后撤,进一步市场化,向外资、民资开放银行、电信、铁路、石油等重要领域等。唯如此,才能留住资本,留住工商业精英,留住企业活力,中国经济才有二次腾飞的希望。

相反,如果中国政府决定放弃新自由主义,重新回到国家主导资源配置,国企主导国民经济的老路上,那么,过去20年双顺差集聚的资本外流将成定局,并且很可能无法避免一场1994年墨西哥经历的金融危机。

中国政府明智的做法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次性、超预期地大幅度使人民币贬值,这当然会遭到国际社会抵制,但这至少可以部分留住中国人民付出环境、资源、过劳死、尘肺病,以及6100万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的童年的代价换来的民族财富。

无论走哪条路,都有一个关键词:快!水火无情,市场残酷,在这样的形势下,暧昧和拖延就是对这个民族犯罪。

2015年09月07日

中国放弃新自由主义将难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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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9月07日